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龍應台】
新安上河圖
這幾年，美君不認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禮貌地說，「謝謝你。有空再來玩。」
每隔幾分鐘，跟她說一遍我是誰，她看看我，閃過一絲困惑，然後 做出很有教養的樣子，矜持地說，「你好。」
奇怪的是，連自己的獨生女兒都不記得了，她卻沒忘記淳安。
開車帶她到屏東的山裡去，她一路無言，看著窗外的山景，突然說 ，「這條路一直下去就會到賀廟，轉一個彎，往江邊去，會經過我家 。」
從後視鏡裡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歲了，還是秀麗姣好的。
我問她，「你是應美君嗎？」
她高興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嗎？」
她一臉驚喜，說，「對啊，淳安人。你怎麼知道？」
天黑了，帶她上床，幫她蓋好被子，她怯怯地問，「我爸爸在哪裡 ？我媽媽呢？」
我決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見的故鄉，我去幫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齡人。幾年前三峽建水壩，中國政府為百 萬人的遷移大費周章，建新村、發償金，還有老居民死守鄉土不退。 余年春看得熱淚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麼情況之下被迫離開祖 輩已經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鄉的。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在共產黨八大預備 會議中，他熱切地說，共產黨要「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被 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這是一種責任。否則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 界各民族，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在這種思維的推動下，開發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項目。三十萬淳 安人，為了「國家」整體的進步，必須遷走。一個個村子化整為零， 一個個大家族被拆開，從薪傳千年的家鄉土壤發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窮鄉僻壤。
結果就是，到了任何一個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當地人眼中，都是 一群語言不通、形容憔悴、貧無立錐之地的「難民」了。家裡沒有一 張八仙桌可以帶得出來，也無法跟當地冷眼瞧著你的人解釋：「嘿，我家餵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詩書傳家」為榮的淳安 人，如今一身孑然，滿腹辛酸，淪為困頓襤褸的新移民，又從刀耕火 種開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沒離開淳安，她就會和她今天仍舊思念的爸 爸媽媽，還有她自己的孩子，經歷被迫遷徙的這一幕：
諫村是淳安遠近聞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戶，八八三人，也是一個 非常富裕的地方，村莊臨溪而築，依山而建，黛墻青瓦，雕樑畫棟。 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們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櫃收購只給一元二角八分錢。一張柏樹古式八仙桌只賣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遷 的那天，拆房隊已進了村，邵百年的母親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著不肯走，拆房隊繩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棟樑，幾位拆房隊的人把這位老 人連人帶椅子一起抬出門外，房子也就頃刻倒下了。
帶著一點不甘心和不服氣，八十幾歲的余年春費了五年的時間，把 千島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筆一筆畫出來。故鄉的每一個祠堂、寺廟、學 校、政府建築，每一塊空地、每一條溝渠、每一條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戶人家和店鋪──哪一家比鄰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誰名 誰、店鋪什麼名號，鉅細靡遺，一點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鄉 親老人，一個一個詢問，一件一件比對，然後用工筆，像市政府工務部門的官方街道圖一樣，細細地還原了被奪走的故鄉風貌。
打開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捲軸，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圖」，我第 一次，看見屬於美君的新安江畫像。
面對著這張不可思議的圖，我問，「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裡嗎？」 。
「知道，」余年春說，「上直街九十六號。」
他彎腰，把上直街九十六號指給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說，就在新 安江畔。
「不會錯吧？」我問。
「絕不會錯。」老人十分篤定地說，「你看，美君的父親叫『潘芳 苟』，這圖上寫著嘍。」
彎下腰細看，上直街九十六號的那一格，果真寫著「潘芳苟」三個 字。
「那麼，」我沈思著，「美君在一九四九年離開的城門，有兩個石 獅子守著的那座城門，走向杭州，然後從此回不了頭的，會是哪一個 城門呢？」
「在這裡。」老人用手指在畫上標出城門的位置。
三米長的捲軸，張開在一張狹窄的木床上，窗外的光，因為窗子老舊，也只能透進來一點點。在這侷促而簡陋的房間裡，連一張書桌都 沒有，他顯然得跪在地上作畫。余年春一筆、一筆，畫出了全世界沒 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這一代人魂縈夢繞的水底故鄉。
回到千島湖畔的飯店，我開始看那水底淳安的錄影帶。
當地政府為了觀光的需要，派了攝影隊潛入幾十公尺深的湖底，在 古城沈沒四十年之後，去看看水草中閉著歷史的眼、沈睡的淳安。
湖底深處，一片地心的漆黑；攝影隊的燈，在無邊無際的幽暗中， 像一只太小的手電筒，只能照亮小小一圈。鬱鬱的水藻微顫，一座老 屋的一角隱約浮現，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實木──這，會是美君當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樑畫棟嗎？
緩慢的光，沒照到城門口那對石頭獅子，但是我總算知道了：他們 仍在原來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頭一瞥的地方。
追火車的女人
美君緊緊抱著嬰兒離開淳安，在杭州上車時，火車站已經人山人海 ；車頂上綁著人、車門邊懸著人、車窗裡塞著人、座位底下趴著人、 走道上貼著人。火車往廣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個荒涼的小鎮，煤燒光了，火車不動了。於是有軍官出來當場跟乘客募款，收集買煤的錢 。
火車又動了，然後沒多久又會停，因為前面的一截鐵軌被撬起來了 ，要等。等的時候，美君說，旁邊有個媽媽跟一路抱在懷裡的四、五 歲大的孩子說，「寶寶，你等一下哦，不要動。」
女人爬過眾人的身體，下了車，就在離鐵軌幾步之遙的灌木後頭蹲 下來小解，起身要走回來時，車子突然開了。
「我們就眼睜睜看著那個女人在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 跌倒，她的孩子在車廂裡頭也大哭，找媽媽，但是誰都沒辦法讓火車 停下……」
「你記得她的臉嗎？」我問。
「我記得她追火車的時候披頭散髮的樣子……」
美君半（響）不說話，然後說，「我常在想：那孩子後來怎麼了？ 」
火車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兩個傳令兵抱著孩子擠下了車。
想到那個追火車的女人，她決定把懷裡的嬰兒交給衡山鄉下的奶奶 。這樣的兵荒馬亂，孩子恐怕擠也會被擠死，更別說在密不通風的車 廂裡得傳染病而暴斃。一路上，死了好幾個孩子和老人。
應揚，讓奶奶抱著，在衡山火車站，看著美君的火車開走。他太小 ，連揮手都還不會。
美君繼續南下，到了廣州。丈夫，帶著憲兵隊，駐守著廣州天河機 場。（三）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龍應台】
那個時代，每一個小小的、看起來毫不重要的片刻的決定，都可能 是一輩子命運的轉折點。
不能不遇見你
我到了廣州。
問廣州人，「聽過天河機場嗎？」
搖頭。沒有人知道。
問到最後，有個人說，「沒聽過天河機場，但是有個天河體育中心 。」
我到了天河體育中心。龐大的體育館，四邊的道路車水馬龍，哪裡 還有一點點軍用機場的影子？可是一轉身，大馬路對面有一片孤伶伶 的老牆，旁邊是個空曠的巴士轉運站，而這堵老牆上寫的字，讓我吃了一驚。「空軍後勤廣州辦事處」，好端端寫在那裡，竟然是一九四 九年之後不再使用的正體字。
好了，那真的是這裡了。
美君的丈夫龍槐生，帶著他的憲兵隊嚴密防守天河機場。不多久， 他認為是自己一生最光榮的任務來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總統搭 中美一號蒞天河機場，時有副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等高級首長在機場相迎，在此期間夜以繼日督促所屬提高警覺，以防不測。」
我翻著槐生手寫的自傳，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蔣介石已 經下野，不是總統了，而且，五月的時間你也記錯了吧？那時首都南 京已經易幟，上海即將失守，蔣介石搭著太康艦和靜江輪來回於浙江沿海和台灣各島之間，到處考察形勢，思索將來反攻的據點要如何布 置，五月他沒去廣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蔣的日記寫 的是他對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賓館附近沿海濱遊覽，瞭望對岸之漁翁島，面積雖大但其標 高不過五十公尺，亦一沙灘樹木極少，植物難產。聞動物除印牛種較壯大外，餘亦不易飼畜，以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 且颱風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實為台灣、福州、廈門、汕頭之中心點 ，不惟台灣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熱甚悶，入浴晚課，聽取夏功權廈門情形報告，後十時就寢。
三十歲的憲兵連長龍槐生在認真駐守天河機場的時候，自然不會知 道，那巨大的歷史棋盤，已經定案，他也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但是 他看到人潮，逃難的人潮，流過天河機場前面的大馬路，往黃埔碼頭湧過去。他並不知道，在他眼前湧過去的人潮裡，有來自山東的五千 個中學生，流亡了幾千里，他們的校長們正在和國軍的將領協商，孩 子們要怎樣才能搭上前往台灣的船。那個「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的澎湖島，正張口等著他們到來。
這年，香港科技大學的校長、創下高溫超導世界新紀錄而著名的物 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 起發熱發電。他跟著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個老祖母，從武漢坐船搭車，一路南下，臨出門前還把一隻小黃狗抱在身上，帶著走 天涯。沒想到狗一上火車，從窗口一躍而出，不見蹤影，小小經武差 點哭了出來。
朱爸爸是美國華僑，上波特蘭的航空學校，學習飛機駕駛。一九三 二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二十六歲意氣風發的朱甘亭熱血奔騰、日夜難 安，於是決定人生大急轉：他把自己心愛的哈雷重型機車送給一個好友──好友被他的「壯士斷腕」嚇了一跳；朱甘亭轉身就離開了舊金 山，飛到南京，報名加入了中國空軍。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這個時候，朱家到了廣州；朱甘亭少尉讓家人先 到黃埔碼頭，直接在船上等候，因為他負責剩餘物資的處理，必須押 一箱空軍後勤的黃金上船。他說，我隨後就趕到，船上相會。
「可是，」經武說，「我們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 一直不來。碼頭上滿滿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難民，而船馬上要開了， 爸爸還不見。我媽又急又怕，祖母也滿臉憂愁。到最後，清晨兩點，爸爸終於出現了，氣急敗壞的，趕得滿頭大汗。原來，爸爸的吉普車 ，經過天河機場時，不知怎麼裝黃金的箱子掉了下來，散了一地，被 駐守天河機場的憲兵隊給攔住，不管怎樣就是不讓他帶走，他交涉到半夜，還是不放行，最後只好空手趕了過來。」
「什麼？」我問，「你是說，天河機場的憲兵隊？」
「對啊，」經武答說，「那一箱黃金就被憲兵隊拿走了。他自己也 差點脫不了身。他如果沒趕上船，我們大概從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 後的命運──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兩樣。」
「慢點慢點朱經武，」我說，「你是在講，我爸爸搶了你爸爸一箱 黃金？」
他笑了，有點得意，「可以這麼說。」
「不要笑，我記得龍爸爸的自傳好像有提到黃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學院的寫作室裡，我從書架上把父親的自傳重新拿下 來，找到了天河機場那一頁：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廣州停留待命，負責天河機場警戒。並在機場 到香港的沿路加派雙哨，以確保機場安全。時有一走私集團劉姓首腦 ，拿出黃金五百兩私下賄賂，要我放行二十輛卡車私貨，我雖未負緝 私任務，但立即嚴詞拒絕，並報請上級處理。
我指著這一段，一字一句唸給朱經武聽，然後反問他，「怎樣？朱 爸爸那時不姓劉吧？」
追火車的小孩
我在夜車裡，從廣州東站駛往衡陽站。晚上十一點發車，清晨五點 鐘可到。總路程五百二十一公里。這個里程數，我開過。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開車去的，從法蘭克福開到仍在圍牆中的柏林 ，是五百六十公里。
一進入東德區，所謂公路其實就是一條被鐵絲網、探照燈和監視塔 所圍起來的一條出不去的隧道。接近關卡檢查哨時，看到穿著制服的 邊境守衛，有一種恐怖的感覺。
都是回鄉的人吧？廣州東站的候車室裡，起碼有上千的人，聚在一 個大堂裡，聽見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話。很多民工，帶著鼓鼓的麻袋─ ─都是那種紅藍白三色條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掛。出來打工的人，這很可能是兩三年才一次的回鄉。家裡的孩子，可能都 認不得自己了。
人們安靜地上車，一入廂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舖位，就把燈 滅了。燈滅掉的那一刻，整個世界就沒入鐵輪轟轟隆隆的節奏裡。行 駛中的夜行火車永遠是浪漫的，車廂像個秘密的、無人打擾的搖籃，晃著你疲倦的身體；韻律勻勻的機械聲，像一頂溫柔的蚊帳，把你密 密實實地罩在搖籃裡。
美君從廣州站上車，李佛生，那兩位淳安一同出來的庄稼少年之一 ，陪著她走。廣州半年，美君看見了更多的生死離散；她決心回到衡 山，無論如何把孩子帶出來，繫在身邊。可是，她還沒想到，分隔半年，孩子也不認得她了。
我在二零零九年走的這五百二十一公里鐵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 美君走過的鐵路。
美君的火車在清晨到了衡陽，不走了。前面到衡山的鐵軌被爆破， 斷了。火車裡的人，心急如焚，面臨抉擇：是坐在車裡等，還是下車 走路？
那個時代，每一個小小的、看起來毫不重要的片刻的決定，都可能 是一輩子命運的轉折點。 （四）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龍應台】
翻開縣志，燈下夜讀，每一個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 九年，多麼普通的一年啊！
最普通的一年
和應揚走在田埂上，幾株桃樹，枯枝枒上冒出了一粒粒嫩色的苞， 襯著後面灰色的天空和黛色的山巒起伏，像一個超大的美麗畫布，前 景還有一隻水牛坐在空地裡，悠悠晃著尾巴趕果蠅，一派恬靜悠閒的農村風光。槐生，一個中國農村的孩子，非常具體的，就在現在我踩 著田埂的龍家院的土地上長大。
一個出生在一九一九年的湖南小孩，他的這片土地，是怎樣的一片 土地呢？
我翻開衡山縣志。
槐生出生的前一年，民國七年，等著他到來的世界是這樣的：「四 月，北洋軍閥吳佩孚部隊與南軍在湘江、洣水沿岸混戰，奸淫 擄掠。青壯男女進山躲兵，成片稻田荒蕪。七月，苦雨、兵災、水災交加，農民苦不堪言，拖兒帶女，外出逃難。」
槐生兩歲那一年，衡山「五十多天不雨，田土俱涸」，「飢民成群 外出乞食，或以野草充飢。」
五歲那年，大水滾滾從天上來，「湘江、洣河沿岸民房未倒 塌者寥寥無幾，災民露宿兩三個月之久。」
十二歲那年，「大雨兼旬，山洪驟發。」
十五歲那年，「久晴不雨，大旱成災……飢民採野草、剝樹皮、挖 觀音土充飢。秋，旱災慘重，近百所小學停辦。」
十七歲那年，山洪爆發，「農民外出成群乞討」。
十八歲那年，絲虫病流行，湘江、洣水暴漲，衡山重災。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那一年，大旱，加上兵燹，大部分田土失 收。秋，瘧疾流行，衡山死亡兩千多人。
國共戰爭全面爆發，烽火焦土的一九四六年，縣志是這麼寫的：
衡東境內發生嚴重飢荒……飢民覓食草根、樹皮、觀音土，霞流鄉 餓死一百八十九人，沿粵漢鐵路一線有數以萬計的人外出逃荒。
六月，天花、霍亂流行。秋，患病率達百分之二十四，死亡率逾百 分之五，邊遠、偏僻山區缺醫少藥，情況更為嚴重。莫井鄉八三五五 人，患瘧疾的達四二一一人。
唉，我再往前翻翻，看看比槐生早生十幾年的湖南孩子怎麼長大， 縣志說的簡直就一模一樣：
民國三年，軍閥作戰，衡山境內初等小學由一百六十所減至十八所 。
宣統元年（一九零九），水旱蟲災交加，農民靠樹皮、野草充飢， 成群結隊出外乞討，賣兒鬻女，死於溝壑者比比皆是。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零六），連降暴雨，湘江、◆水橫流，發生「 光緒丙五」大水災。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大旱災。災情慘重。
沈從文這個湖南孩子就比槐生大十七歲，一九零二年出生在湘西鳳 凰鎮。
九歲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一辛亥革命的時候，野孩子沈從文看見 的家鄉是「一大堆骯髒血污的人頭，還有衙門口鹿角上，轅門上，也 無處不是人頭。」
革命失敗了，官府到處殺造反的人。刑場就挑在沈從文常逃學玩水 的河灘上。每天殺一百個人左右，看熱鬧的大概有三十個。抓來殺頭 的，基本上都是無辜農民，後來殺的實在太多了，就把犯人趕到天王廟大殿前，擲茭。順茭開釋，陰茭殺頭。該死的農民，自動走向左邊 去排隊，該活的，走向右邊。沒有人抱怨。
調皮的孩子每天到河灘上去看砍頭，一二三四屈指數屍體，要不然 就興高采烈地跟著犯人到廟前看擲茭。人頭砍下之後，地上一攤血， 那看熱鬧的大人們，欣賞殺頭之後，品頭論足一番，還要前去用腳踢踢那屍體，踹踹他肚子，最後覺得玩夠了，無聊了，便散開去。
一九一八年，十六歲的沈從文已經從軍，跟著地方部隊去「清鄉」 。「清鄉」就是去鄉下搜索所謂的各路「土匪」。一到，成群的農民 就被繩子捆了來，先打一頓皮開肉綻的板子，再加一頓呻吟慘叫的夾棍；酷刑之下，超過半數的人畫了供，第二天俐落地推出去砍頭。
沈從文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裡，看了七百個人頭噴血落地。前兩年 ，地方道尹已經殺了兩千多人，一九一七年的黔軍司令，又殺了三千 人。現在輪到沈從文的衛隊，「前後不過殺一千人罷了！」
水災、旱災、大飢荒，加上連年的兵災，人民成群外出逃難。中國 廣闊的大地上，路在山與山間迴轉，路上，全是移動的難民，倒在路 旁的屍體，綿延數里。
這回來衡山之前，我以為，一九四九年是如何慘烈、如何特殊的年 代，翻開縣志，燈下夜讀，每一個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 四九年，多麼普通的一年啊！（完）
（摘刊自作者即將於八月二十六日出版之新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天下雜誌發行）
新安上河圖
這幾年，美君不認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禮貌地說，「謝謝你。有空再來玩。」
每隔幾分鐘，跟她說一遍我是誰，她看看我，閃過一絲困惑，然後 做出很有教養的樣子，矜持地說，「你好。」
奇怪的是，連自己的獨生女兒都不記得了，她卻沒忘記淳安。
開車帶她到屏東的山裡去，她一路無言，看著窗外的山景，突然說 ，「這條路一直下去就會到賀廟，轉一個彎，往江邊去，會經過我家 。」
從後視鏡裡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歲了，還是秀麗姣好的。
我問她，「你是應美君嗎？」
她高興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嗎？」
她一臉驚喜，說，「對啊，淳安人。你怎麼知道？」
天黑了，帶她上床，幫她蓋好被子，她怯怯地問，「我爸爸在哪裡 ？我媽媽呢？」
我決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見的故鄉，我去幫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齡人。幾年前三峽建水壩，中國政府為百 萬人的遷移大費周章，建新村、發償金，還有老居民死守鄉土不退。 余年春看得熱淚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麼情況之下被迫離開祖 輩已經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鄉的。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在共產黨八大預備 會議中，他熱切地說，共產黨要「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被 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這是一種責任。否則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 界各民族，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在這種思維的推動下，開發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項目。三十萬淳 安人，為了「國家」整體的進步，必須遷走。一個個村子化整為零， 一個個大家族被拆開，從薪傳千年的家鄉土壤發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窮鄉僻壤。
結果就是，到了任何一個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當地人眼中，都是 一群語言不通、形容憔悴、貧無立錐之地的「難民」了。家裡沒有一 張八仙桌可以帶得出來，也無法跟當地冷眼瞧著你的人解釋：「嘿，我家餵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詩書傳家」為榮的淳安 人，如今一身孑然，滿腹辛酸，淪為困頓襤褸的新移民，又從刀耕火 種開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沒離開淳安，她就會和她今天仍舊思念的爸 爸媽媽，還有她自己的孩子，經歷被迫遷徙的這一幕：
諫村是淳安遠近聞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戶，八八三人，也是一個 非常富裕的地方，村莊臨溪而築，依山而建，黛墻青瓦，雕樑畫棟。 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們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櫃收購只給一元二角八分錢。一張柏樹古式八仙桌只賣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遷 的那天，拆房隊已進了村，邵百年的母親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著不肯走，拆房隊繩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棟樑，幾位拆房隊的人把這位老 人連人帶椅子一起抬出門外，房子也就頃刻倒下了。
帶著一點不甘心和不服氣，八十幾歲的余年春費了五年的時間，把 千島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筆一筆畫出來。故鄉的每一個祠堂、寺廟、學 校、政府建築，每一塊空地、每一條溝渠、每一條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戶人家和店鋪──哪一家比鄰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誰名 誰、店鋪什麼名號，鉅細靡遺，一點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鄉 親老人，一個一個詢問，一件一件比對，然後用工筆，像市政府工務部門的官方街道圖一樣，細細地還原了被奪走的故鄉風貌。
打開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捲軸，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圖」，我第 一次，看見屬於美君的新安江畫像。
面對著這張不可思議的圖，我問，「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裡嗎？」 。
「知道，」余年春說，「上直街九十六號。」
他彎腰，把上直街九十六號指給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說，就在新 安江畔。
「不會錯吧？」我問。
「絕不會錯。」老人十分篤定地說，「你看，美君的父親叫『潘芳 苟』，這圖上寫著嘍。」
彎下腰細看，上直街九十六號的那一格，果真寫著「潘芳苟」三個 字。
「那麼，」我沈思著，「美君在一九四九年離開的城門，有兩個石 獅子守著的那座城門，走向杭州，然後從此回不了頭的，會是哪一個 城門呢？」
「在這裡。」老人用手指在畫上標出城門的位置。
三米長的捲軸，張開在一張狹窄的木床上，窗外的光，因為窗子老舊，也只能透進來一點點。在這侷促而簡陋的房間裡，連一張書桌都 沒有，他顯然得跪在地上作畫。余年春一筆、一筆，畫出了全世界沒 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這一代人魂縈夢繞的水底故鄉。
回到千島湖畔的飯店，我開始看那水底淳安的錄影帶。
當地政府為了觀光的需要，派了攝影隊潛入幾十公尺深的湖底，在 古城沈沒四十年之後，去看看水草中閉著歷史的眼、沈睡的淳安。
湖底深處，一片地心的漆黑；攝影隊的燈，在無邊無際的幽暗中， 像一只太小的手電筒，只能照亮小小一圈。鬱鬱的水藻微顫，一座老 屋的一角隱約浮現，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實木──這，會是美君當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樑畫棟嗎？
緩慢的光，沒照到城門口那對石頭獅子，但是我總算知道了：他們 仍在原來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頭一瞥的地方。
追火車的女人
美君緊緊抱著嬰兒離開淳安，在杭州上車時，火車站已經人山人海 ；車頂上綁著人、車門邊懸著人、車窗裡塞著人、座位底下趴著人、 走道上貼著人。火車往廣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個荒涼的小鎮，煤燒光了，火車不動了。於是有軍官出來當場跟乘客募款，收集買煤的錢 。
火車又動了，然後沒多久又會停，因為前面的一截鐵軌被撬起來了 ，要等。等的時候，美君說，旁邊有個媽媽跟一路抱在懷裡的四、五 歲大的孩子說，「寶寶，你等一下哦，不要動。」
女人爬過眾人的身體，下了車，就在離鐵軌幾步之遙的灌木後頭蹲 下來小解，起身要走回來時，車子突然開了。
「我們就眼睜睜看著那個女人在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 跌倒，她的孩子在車廂裡頭也大哭，找媽媽，但是誰都沒辦法讓火車 停下……」
「你記得她的臉嗎？」我問。
「我記得她追火車的時候披頭散髮的樣子……」
美君半（響）不說話，然後說，「我常在想：那孩子後來怎麼了？ 」
火車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兩個傳令兵抱著孩子擠下了車。
想到那個追火車的女人，她決定把懷裡的嬰兒交給衡山鄉下的奶奶 。這樣的兵荒馬亂，孩子恐怕擠也會被擠死，更別說在密不通風的車 廂裡得傳染病而暴斃。一路上，死了好幾個孩子和老人。
應揚，讓奶奶抱著，在衡山火車站，看著美君的火車開走。他太小 ，連揮手都還不會。
美君繼續南下，到了廣州。丈夫，帶著憲兵隊，駐守著廣州天河機 場。（三）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龍應台】
那個時代，每一個小小的、看起來毫不重要的片刻的決定，都可能 是一輩子命運的轉折點。
不能不遇見你
我到了廣州。
問廣州人，「聽過天河機場嗎？」
搖頭。沒有人知道。
問到最後，有個人說，「沒聽過天河機場，但是有個天河體育中心 。」
我到了天河體育中心。龐大的體育館，四邊的道路車水馬龍，哪裡 還有一點點軍用機場的影子？可是一轉身，大馬路對面有一片孤伶伶 的老牆，旁邊是個空曠的巴士轉運站，而這堵老牆上寫的字，讓我吃了一驚。「空軍後勤廣州辦事處」，好端端寫在那裡，竟然是一九四 九年之後不再使用的正體字。
好了，那真的是這裡了。
美君的丈夫龍槐生，帶著他的憲兵隊嚴密防守天河機場。不多久， 他認為是自己一生最光榮的任務來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總統搭 中美一號蒞天河機場，時有副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等高級首長在機場相迎，在此期間夜以繼日督促所屬提高警覺，以防不測。」
我翻著槐生手寫的自傳，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蔣介石已 經下野，不是總統了，而且，五月的時間你也記錯了吧？那時首都南 京已經易幟，上海即將失守，蔣介石搭著太康艦和靜江輪來回於浙江沿海和台灣各島之間，到處考察形勢，思索將來反攻的據點要如何布 置，五月他沒去廣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蔣的日記寫 的是他對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賓館附近沿海濱遊覽，瞭望對岸之漁翁島，面積雖大但其標 高不過五十公尺，亦一沙灘樹木極少，植物難產。聞動物除印牛種較壯大外，餘亦不易飼畜，以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 且颱風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實為台灣、福州、廈門、汕頭之中心點 ，不惟台灣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熱甚悶，入浴晚課，聽取夏功權廈門情形報告，後十時就寢。
三十歲的憲兵連長龍槐生在認真駐守天河機場的時候，自然不會知 道，那巨大的歷史棋盤，已經定案，他也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但是 他看到人潮，逃難的人潮，流過天河機場前面的大馬路，往黃埔碼頭湧過去。他並不知道，在他眼前湧過去的人潮裡，有來自山東的五千 個中學生，流亡了幾千里，他們的校長們正在和國軍的將領協商，孩 子們要怎樣才能搭上前往台灣的船。那個「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的澎湖島，正張口等著他們到來。
這年，香港科技大學的校長、創下高溫超導世界新紀錄而著名的物 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 起發熱發電。他跟著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個老祖母，從武漢坐船搭車，一路南下，臨出門前還把一隻小黃狗抱在身上，帶著走 天涯。沒想到狗一上火車，從窗口一躍而出，不見蹤影，小小經武差 點哭了出來。
朱爸爸是美國華僑，上波特蘭的航空學校，學習飛機駕駛。一九三 二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二十六歲意氣風發的朱甘亭熱血奔騰、日夜難 安，於是決定人生大急轉：他把自己心愛的哈雷重型機車送給一個好友──好友被他的「壯士斷腕」嚇了一跳；朱甘亭轉身就離開了舊金 山，飛到南京，報名加入了中國空軍。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這個時候，朱家到了廣州；朱甘亭少尉讓家人先 到黃埔碼頭，直接在船上等候，因為他負責剩餘物資的處理，必須押 一箱空軍後勤的黃金上船。他說，我隨後就趕到，船上相會。
「可是，」經武說，「我們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 一直不來。碼頭上滿滿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難民，而船馬上要開了， 爸爸還不見。我媽又急又怕，祖母也滿臉憂愁。到最後，清晨兩點，爸爸終於出現了，氣急敗壞的，趕得滿頭大汗。原來，爸爸的吉普車 ，經過天河機場時，不知怎麼裝黃金的箱子掉了下來，散了一地，被 駐守天河機場的憲兵隊給攔住，不管怎樣就是不讓他帶走，他交涉到半夜，還是不放行，最後只好空手趕了過來。」
「什麼？」我問，「你是說，天河機場的憲兵隊？」
「對啊，」經武答說，「那一箱黃金就被憲兵隊拿走了。他自己也 差點脫不了身。他如果沒趕上船，我們大概從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 後的命運──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兩樣。」
「慢點慢點朱經武，」我說，「你是在講，我爸爸搶了你爸爸一箱 黃金？」
他笑了，有點得意，「可以這麼說。」
「不要笑，我記得龍爸爸的自傳好像有提到黃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學院的寫作室裡，我從書架上把父親的自傳重新拿下 來，找到了天河機場那一頁：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廣州停留待命，負責天河機場警戒。並在機場 到香港的沿路加派雙哨，以確保機場安全。時有一走私集團劉姓首腦 ，拿出黃金五百兩私下賄賂，要我放行二十輛卡車私貨，我雖未負緝 私任務，但立即嚴詞拒絕，並報請上級處理。
我指著這一段，一字一句唸給朱經武聽，然後反問他，「怎樣？朱 爸爸那時不姓劉吧？」
追火車的小孩
我在夜車裡，從廣州東站駛往衡陽站。晚上十一點發車，清晨五點 鐘可到。總路程五百二十一公里。這個里程數，我開過。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開車去的，從法蘭克福開到仍在圍牆中的柏林 ，是五百六十公里。
一進入東德區，所謂公路其實就是一條被鐵絲網、探照燈和監視塔 所圍起來的一條出不去的隧道。接近關卡檢查哨時，看到穿著制服的 邊境守衛，有一種恐怖的感覺。
都是回鄉的人吧？廣州東站的候車室裡，起碼有上千的人，聚在一 個大堂裡，聽見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話。很多民工，帶著鼓鼓的麻袋─ ─都是那種紅藍白三色條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掛。出來打工的人，這很可能是兩三年才一次的回鄉。家裡的孩子，可能都 認不得自己了。
人們安靜地上車，一入廂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舖位，就把燈 滅了。燈滅掉的那一刻，整個世界就沒入鐵輪轟轟隆隆的節奏裡。行 駛中的夜行火車永遠是浪漫的，車廂像個秘密的、無人打擾的搖籃，晃著你疲倦的身體；韻律勻勻的機械聲，像一頂溫柔的蚊帳，把你密 密實實地罩在搖籃裡。
美君從廣州站上車，李佛生，那兩位淳安一同出來的庄稼少年之一 ，陪著她走。廣州半年，美君看見了更多的生死離散；她決心回到衡 山，無論如何把孩子帶出來，繫在身邊。可是，她還沒想到，分隔半年，孩子也不認得她了。
我在二零零九年走的這五百二十一公里鐵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 美君走過的鐵路。
美君的火車在清晨到了衡陽，不走了。前面到衡山的鐵軌被爆破， 斷了。火車裡的人，心急如焚，面臨抉擇：是坐在車裡等，還是下車 走路？
那個時代，每一個小小的、看起來毫不重要的片刻的決定，都可能 是一輩子命運的轉折點。 （四）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龍應台】
翻開縣志，燈下夜讀，每一個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 九年，多麼普通的一年啊！
最普通的一年
和應揚走在田埂上，幾株桃樹，枯枝枒上冒出了一粒粒嫩色的苞， 襯著後面灰色的天空和黛色的山巒起伏，像一個超大的美麗畫布，前 景還有一隻水牛坐在空地裡，悠悠晃著尾巴趕果蠅，一派恬靜悠閒的農村風光。槐生，一個中國農村的孩子，非常具體的，就在現在我踩 著田埂的龍家院的土地上長大。
一個出生在一九一九年的湖南小孩，他的這片土地，是怎樣的一片 土地呢？
我翻開衡山縣志。
槐生出生的前一年，民國七年，等著他到來的世界是這樣的：「四 月，北洋軍閥吳佩孚部隊與南軍在湘江、洣水沿岸混戰，奸淫 擄掠。青壯男女進山躲兵，成片稻田荒蕪。七月，苦雨、兵災、水災交加，農民苦不堪言，拖兒帶女，外出逃難。」
槐生兩歲那一年，衡山「五十多天不雨，田土俱涸」，「飢民成群 外出乞食，或以野草充飢。」
五歲那年，大水滾滾從天上來，「湘江、洣河沿岸民房未倒 塌者寥寥無幾，災民露宿兩三個月之久。」
十二歲那年，「大雨兼旬，山洪驟發。」
十五歲那年，「久晴不雨，大旱成災……飢民採野草、剝樹皮、挖 觀音土充飢。秋，旱災慘重，近百所小學停辦。」
十七歲那年，山洪爆發，「農民外出成群乞討」。
十八歲那年，絲虫病流行，湘江、洣水暴漲，衡山重災。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那一年，大旱，加上兵燹，大部分田土失 收。秋，瘧疾流行，衡山死亡兩千多人。
國共戰爭全面爆發，烽火焦土的一九四六年，縣志是這麼寫的：
衡東境內發生嚴重飢荒……飢民覓食草根、樹皮、觀音土，霞流鄉 餓死一百八十九人，沿粵漢鐵路一線有數以萬計的人外出逃荒。
六月，天花、霍亂流行。秋，患病率達百分之二十四，死亡率逾百 分之五，邊遠、偏僻山區缺醫少藥，情況更為嚴重。莫井鄉八三五五 人，患瘧疾的達四二一一人。
唉，我再往前翻翻，看看比槐生早生十幾年的湖南孩子怎麼長大， 縣志說的簡直就一模一樣：
民國三年，軍閥作戰，衡山境內初等小學由一百六十所減至十八所 。
宣統元年（一九零九），水旱蟲災交加，農民靠樹皮、野草充飢， 成群結隊出外乞討，賣兒鬻女，死於溝壑者比比皆是。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零六），連降暴雨，湘江、◆水橫流，發生「 光緒丙五」大水災。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大旱災。災情慘重。
沈從文這個湖南孩子就比槐生大十七歲，一九零二年出生在湘西鳳 凰鎮。
九歲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一辛亥革命的時候，野孩子沈從文看見 的家鄉是「一大堆骯髒血污的人頭，還有衙門口鹿角上，轅門上，也 無處不是人頭。」
革命失敗了，官府到處殺造反的人。刑場就挑在沈從文常逃學玩水 的河灘上。每天殺一百個人左右，看熱鬧的大概有三十個。抓來殺頭 的，基本上都是無辜農民，後來殺的實在太多了，就把犯人趕到天王廟大殿前，擲茭。順茭開釋，陰茭殺頭。該死的農民，自動走向左邊 去排隊，該活的，走向右邊。沒有人抱怨。
調皮的孩子每天到河灘上去看砍頭，一二三四屈指數屍體，要不然 就興高采烈地跟著犯人到廟前看擲茭。人頭砍下之後，地上一攤血， 那看熱鬧的大人們，欣賞殺頭之後，品頭論足一番，還要前去用腳踢踢那屍體，踹踹他肚子，最後覺得玩夠了，無聊了，便散開去。
一九一八年，十六歲的沈從文已經從軍，跟著地方部隊去「清鄉」 。「清鄉」就是去鄉下搜索所謂的各路「土匪」。一到，成群的農民 就被繩子捆了來，先打一頓皮開肉綻的板子，再加一頓呻吟慘叫的夾棍；酷刑之下，超過半數的人畫了供，第二天俐落地推出去砍頭。
沈從文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裡，看了七百個人頭噴血落地。前兩年 ，地方道尹已經殺了兩千多人，一九一七年的黔軍司令，又殺了三千 人。現在輪到沈從文的衛隊，「前後不過殺一千人罷了！」
水災、旱災、大飢荒，加上連年的兵災，人民成群外出逃難。中國 廣闊的大地上，路在山與山間迴轉，路上，全是移動的難民，倒在路 旁的屍體，綿延數里。
這回來衡山之前，我以為，一九四九年是如何慘烈、如何特殊的年 代，翻開縣志，燈下夜讀，每一個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 四九年，多麼普通的一年啊！（完）
（摘刊自作者即將於八月二十六日出版之新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天下雜誌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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